反跟蹤騷擾立法，刻不容緩

台灣立法龜速，立法院擱置法案，雖是常態，但執政黨現任部長否定前任部長提出的立法草案，倒是相當罕見，《跟蹤騷擾防制法》即是一例，在立法院黨團協商的臨門一腳，竟遭內政部反對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
《跟蹤騷擾防制法》是民間團體倡議多年的法案，歷經立院兩屆會期、朝野政黨多名立委提案，可見此法案確實值得關注。雖是由民間團體率先提出，但內政部前部長於民國一○五年的研討會中公開支持，並獲朝野立委響應，雖行政院版本遲至一○七年方送立院，對當時內政部的決心仍應肯定。然而，對照之前內政部的回應民意舉措，現在內政部的怠惰，顯得極為諷刺，更是打臉行政院。

跟蹤騷擾行為，除帶來可能的致命危險外，對被害人與相關人的身心、生活與工作，均造成相當大威脅，且嚴重侵犯尊嚴與隱私。許多國家制定專法因應，美國加州於一九九○年制定世界第一部反跟蹤法案，日本亦於二○○○年施行纏擾防治法。目前已制定跟蹤騷擾法律的國家中，大都將跟蹤騷擾行為界定為犯罪行為，法律救濟方式有刑事懲罰、民事補償、禁制令與警告命令等。

反觀台灣，性騷擾防治三法中，雖對遭受性騷擾設申訴機制，但沒有聲請保護令相關規定，遑論無法處理不具性或性別意涵之騷擾事件，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禁止跟蹤騷擾之保護令制度，適用對象僅限家庭成員間施暴，對一般關係之人無法適用；此時只能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，對屢勸不聽的跟追行為處三千元以下罰緩，根本無法有效防範。簡言之，我國目前法律在適用對象、保護效果、刑罰威嚇及預防責任等，無法提供周延的防治。

台灣反跟蹤騷擾法制落後先進國家卅年，但行政機關仍只停留在法律探索、人力不足、互推權責等面向討論，令人遺憾。

首先，內政部以現行關法律可以處理，顯然是忽略跟蹤騷擾的特性，即在於「反覆、持續」實施某些特定行為，令被害人心生畏怖或厭惡不安，亟需立即且長時效性的禁制令或警告命令等，對行為人之法律約制保護。此一複雜樣態，正因現行法律無法完善，且散見個別法規，因此有特別立法必要。

其次，警察及法官人力不足問題。我們肯定基層員警辛勞，但跟蹤騷擾案件亦為治安案件，保護人民安全是國家責任。根據警政署數據，每年跟蹤騷擾案件約八千件，凸顯問題嚴重性及立法迫切性，國家便應思考如何充實及調配警政、司法人力配套，人力不足不應成為藉口。

再者，運用科技（Line、臉書）騷擾的認定權責釐清。在現今數位科技傳播快速年代，本應有及早因應措施，如涉及通訊、電信主管機關間的協力義務，亦可於法案或於子法中明定；又現行實務上已有相當多案例，內政部在擬訂法案之初，即應有防制準則或想法，而非在立院委員會審查時皆無反對意見，卻在最後協商階段，運作行政力量，導致法案停滯不前。

台灣司法過去多著重以加害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，較少觸及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政策。猶記得兩年前司法改革國是會議，特別提出對被害人保護法制總檢討的結論，但可視為被害人保護重要指標的《跟蹤騷擾防制法》，如今因行政機關推卸，變成人權退步，可見政府對婦幼安全及被害人保護的忽視。請問：人身安全保護可以因為換了部長，價值就不一樣了？請政府莫再視而不見，儘速完成立法以保障國人人身安全。

文章來源：20190512聯合新聞網/星期透視/王如玄：反跟蹤騷擾立法，刻不容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