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/07/21台灣首度國民法官判決全紀錄：鄧如雯案30年後，新北殺夫案彰顯家暴法未竟盲點

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王如玄律師受訪摘述：

催生《家暴法》的律師：彷彿鄧如雯案重現、混合權力控制

在法庭之外，對於催生亞洲第一部《家暴法》、「鄧如雯殺夫案」的辯護律師王如玄來說，季婦猶如30年後鄧如雯案的重現。

她回憶，當年鄧如雯反覆遭受危及生命的家暴，曾多次逃家，卻被丈夫通報失蹤人口，被警察找到帶回，親友亦遭丈夫傷害與威脅，1993年，鄧如雯因所有求助管道都被切斷，在丈夫熟睡後，以鐵鎚、水果刀殺夫，和季婦最終選擇犯案的情境有不少共通點。王如玄直言，「長期受暴，無法掙脫」這8個字，貫穿了包含鄧如雯、此案在內所有家暴殺夫案。

但不同的是，1998年《家暴法》上路25年的現在，季婦已有外部資源可介入，為何仍接不住受暴者？王如玄提到，從此案可觀察到當代家暴的新興特徵，一是混合了多元的暴力樣態，從輕度的口語暴力到肢體動粗，嚴重程度的光譜很分散，讓受暴者和其親友不容易意識到要積極求助，二是更棘手的「精神控制」。

季婦從2015年首次通報家暴，至殺夫案發生有長達7年時間、共11次通報紀錄，期間警政、社工等《家暴法》的資源都有進入，亦曾申請保護令，卻一度撤回（註），反映出受暴者深陷「權力控制關係」──從季婦年輕時，丈夫便不喜歡她接觸朋友，使她社交隔離；在季婦離家出走時，丈夫更威脅對收留她的娘家親人不利；此外，丈夫主管家中錢財，各種控制手段織成一張綿密的「網」，逐一切斷受暴者向外求援的管道和意願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周遭家人很容易因為受暴者反反覆覆的決定而陸續抽手，導致受暴者更加喪失支持系統，最後選擇用殺戮徹底解決一切。

王如玄表示，受暴婦女對逃離家暴環境後，經濟上、安全上的害怕跟恐慌沒被處理，保護令、訪視、心理諮商輔導，都沒辦法真正解決問題。這類有嚴重權控議題的受暴者，其實最需要的，是能有人和她建立長期穩定的陪伴關係，了解受暴者對婚姻生活的想像、期待，當受暴者一直反反覆覆時，理解她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，並陪她一起釐清該何去何從。

然而現行《家暴法》，「資源常常是『點』的處理，沒有辦法深入面向的處理，」王如玄無奈表示，最大困難仍是政府投入的資源不足，社工工作負荷量太重，流動率高，個案往往會因社工辭職，被迫在不同服務中流轉，片段的協助，很難令長期受暴者信賴。此外，庇護所必須要提供更多居住樣態和選擇，不然受暴婦女往往不會將庇護視為選項。事實上，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司統計，2022年台灣有192,873件家暴案件通報，但同年僅有7,410人次使用庇護服務。

針對施暴者，王如玄提到，過去家庭暴力多半要到肢體暴力的程度才能構成刑事犯罪，但英國在2015年已針對家庭暴力設有「高壓控管罪」（coercive control），若加害人有精神虐待、控制、孤立等行為亦構成犯罪，最高可處5年監禁；澳洲也正在討論立法。目前台灣《家暴法》雖有納入權控關係，但刑責仍針對肢體暴力，王如玄認為未來亦可考慮將精神控制納入刑事犯罪要件，好在更嚴重家暴發生前，就可以早期嚇阻加害人。

而案件中許多親友作證，范姓丈夫74歲高齡，常出現碎碎念、多疑、翻舊帳、情緒失控等狀況，王如玄說，亦可懷疑已涉及輕度失智症狀，但很多家庭往往對於失智者的變化沒有意識，也不知向外求助，既是病人、也是家暴者的情境目前在台灣仍很難被接住，許多長期照顧他們的人苦不堪言，最後釀出悲劇。

針對判決結果，認為季婦雖受家暴，但政府家暴防治資源都有提供其協助，有選擇其他脫離家暴可能性，因此不符合《刑法》第59條減刑之條件，王如玄表示，雖然《家暴法》通過之後有更多的協助措施給被害者，但是在現代新興家庭暴力型態下，對被害者而言，還是有很多沒辦法解決的困境，包括社會文化下的壓力等，還是期待法官可以引援《刑法》第59條的規定予以減刑。

另在國民法官性別比例方面，以首件殺夫案來說，6名正選國民法官只有1名女性，性別比例的失衡現象也備受外界討論與批評。律師王如玄接受《報導者》採訪時就提出擔憂，國民法官如果性別組成過於單一，可能會造成性別觀點失衡，在涉及家暴或性侵情境等案件中皆可能有影響；她建議應規定任意性別比例不能少於三分之一，且現在法官都須接受性別平等訓練，國民法官或也能比照辦理。

報導來源：

20230721報導者《台灣首度國民法官判決全紀錄：鄧如雯案30年後，新北殺夫案彰顯家暴法未竟盲點》

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taiwan-citizen-judge-first-sentence